八百里太行山，我曾到过许多地方，用审美眼光来看，我认为最美、最能入画者还是焦作的群英湖。

从20世纪60年代起，我曾多次来过这里写生，那时这里还没有群英湖，人们称这里为孤山，也有人叫后大河，20世纪70年代截水建坝才有了群英湖，距今已三十有年。

当年建坝修渠之时，我曾经来到工地体验生活，那时无论是民工、还是干部、工程师，吃的是黑面馍，住的是破窑洞，生活极为艰苦。我和他们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有时还帮助他们搞些宣传工作，时间久了便和两位工程师混得很熟，以致日后成了好朋友。

水库大坝的设计者是两位年轻的水利工程师，一位叫刘文华，另一位叫刘士元，人称二刘，都是5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。那时他们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，踌躇满志，风华正茂，从参加工作之日起，就钻进大山从事勘测设计，在山里一住就是多少年，直到大坝竣工。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时是在一个秋天的黄昏，山谷里刮着风，只见他俩头戴烂了边沿的旧草帽，身穿四个兜的蓝色中山服，肩背已被汗渍浸成了灰白色，衣裤上多处被荆棘挂破，被山风吹得扑扑闪闪，裤腿挽起高高的，小腿上沾着许多泥水，脚上穿着湿漉漉的打着补丁的解放鞋，满面尘土，疲惫不堪。如果不是看着他们背着经纬仪，我还真以为他们是一对叫化子呢！人们不应忘记正是这一对可爱的年轻人，忘我的工作，无私无怨的默默奉献，才打造出来今天美丽的群英湖。

大坝工程结束不久，本来体弱多病的刘文华，这时他的肝硬化已经到了晚期。弥留之际，他让家人捎信想见我一面。我急忙赶到医院，还带去一张他想往已久的《河南日报》，因为那上面刊登了我的一幅油画写生《群英湖大坝风光》，而这正是他亲手设计的大作。当我把这份报纸递交他的手中时，他双目凝视了许久许久，然后伸出一双皮包骨头的手颤颤地握着我的手并吃力地道了一声“谢谢”。从他的神情中我可以感觉到，他倾注毕生心血精心设计的“作品”，终于通过省级报纸公诸于世人，他似乎感到一种莫大的欣慰和荣光。他双手捧起报纸轻轻地把它摁在自己的胸口，然后闭上了眼睛。我看到他那张消瘦的面孔，深陷的眼窝里涌出了泪水。听说他临走时是带着这张报纸才安然长眠于地下。

时隔20年，另一位大坝设计者刘士元也离开了人世。临终前，他向领导提出了一个愿望：他死后的骨灰盒，一不送回家乡，二不安放在灵堂，只求在群英湖对面找一片安息之地，让他生生死死永远守着大坝。起初领导者还有点犹豫，后经家属和同事们多次恳求，便答应下来。他的亲属就在大坝对面的山坡上挖了一个小洞，把骨灰藏在里面。没有坟头，没有墓碑，不久荒草野荆遮盖了这一切。当我去寻踪凭吊时，却找不到任何安葬的痕迹。

入夜，我在坝上独自徘徊，忽见秋风乍起，草木摇落，沙沙作响。又听崖上山鸟啾啾哀呜，时呜时歇，断断续续，长夜空谷，顿感无限苍凉。不由地又念起寂寞的刘士元，孤零零的一个人安歇在山那边……但他毕竟如愿以偿了，从此不再担忧关山路远魂飞苦，尽可朝朝暮暮独卧青山看大坝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的名字早已被人们淡忘了，而群英湖却名声日隆，今天已成了著名的旅游胜地。这里山高峻险，水深百米，碧波清冽，幽静而深邃。这里原始、古朴、壮丽而自然，宛如黄山，酷似桂林。乘小舟游至深处，渐渐心静神清，悠然其怀，一洗尘世喧嚣的烦忧。

自建坝修渠30年来使百余里百姓受益匪浅。过去沿山大大小小村里的山民，祖祖辈辈都是靠天落雨来解决生活用水，而今清冽冽的渠水流过家门口，吃水不成问题了。而更大的收获是把贫瘠干旱的土地，变成了万亩旱涝保收的良田。且大坝造型甚美，其高百米有余，作为浆砌石重力拱形坝，亦赢得了亚洲之最的美誉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二○○二年八月二十四日